三十年前，我是北京一家电视机厂的学徒工。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，是在高考前几个月。

       报考

        当时家长并不是很积极地支持我报考。因为姐姐们已经插队落户在西北、东北，我是家长“身边唯一子女”；况且当时能在地处市中心的电子工厂工作，已经不错了，毕业后分到外地咋办。大学毕业生，现在已经拿着国务院专家津贴，号称是“大师”级人物的舅舅，当时总来吹冷风：“在中国，学历高，不如工龄长”。而我，参加高考没商量。我信奉的是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“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，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，也不会带来利益”。

        复习

        首先是课本问题。我是北京市文革后第一届高中生，我们在高中认真地学习了一年，就赶上反回潮，学习也很不系统。翻出我的高中课本，没有物理、化学，叫工农业基础知识，内容是手扶拖拉机、农药、炼铁炼钢等。厂里有不少老大学生，对我们帮助很大。记得有一天，技术科的袁述给我们送来了历届高考题，那时候，还没有复印机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复习资料。袁述后来考上了研究生。

       我的工作岗位在屏蔽室，负责总测。当时生产的是全晶体管黑白电视机，虽然产量不高，但是全检，有时还要加班，复习时间很少。记得遇到难题，有时还会在流水线上传，那时所谓的流水线，不过是坐成一排而已。考前，工厂给了一周的复习时间。回到家里，学习条件非常差，文革后家里房子、家俱都很简陋。我的书桌就是一个木箱，人多的时候，我就躲在一间6平米的小西屋里，坐在双人床上，放个板凳复习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去外边听辅导。我只参加过一次，是去师范学院听政治课辅导。一身学生蓝制服，背个绿色军用挎包，成群的年轻人全是这打扮。礼堂里挤满了人，连窗台上都坐着人。讲的什么内容已经忘了，但那个热闹场面却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        考试

        当年只考四门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。我占了很大便宜。因为我的学校缺少英语教师，我学的是俄语，班里男同学没有一个及格的，课堂很乱，也就学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。自学的英语，对付考试肯定吃亏。

         考场设在男五中，我提前去踩了点。考试那天，我是一个人步行前往。半路上碰到同事高京华，慌慌张张往文具店跑，哈，忘带尺子了。我的好朋友黄平，前一天丢了自行车，她家在建国门呢，破财免灾吧。考场上遇到很多同事，那个徐XX，头顶秃秃的，戴付眼镜，我还以为他是老大学生呢。后来他成了北京有名的徐氏兄弟之一。

       我是属于遇事血泵不灵，大脑缺氧心发慌的人，座位还紧临火炉子，头脑很不清醒。第一天考得不好，回家就不舒服，晚上还发了烧。第二天真不想去了，可又怕工厂说是旷工，硬着头皮去了考场。作文题目好像是“在这战斗的一年里”，那时候生活很充实，可写的很多，我把这一年发生的事用红、白、黑三色来描述，记得最后一句是：“在这战斗的一年里，我也在战斗”。战斗，有什么好斗的，瞎忙活罢了。因为是应付差事，提前45分钟就交卷了，

       考完后散场的情景很好笑，有人捶胸顿足，有人对墙长叹，有人骑着自行车猛然一刹闸。我的感觉是没戏了。该干什么干什么吧。

       我的堂妹比我小半年，我们是同一届高中生，一起参加高考。她形容复习、考试时的状态，是“眼珠子一转，脑仁疼”。她也觉得自己考得不好。不过，听说260分是体检分数线后，算了算，还可以吧，果真都参加了体检。那时，没有地方打听自己的考试分数。后来听说300多分是录取线，琢磨一下，可能也够。结果是她上了北医，我上了北邮。

        说起报考志愿，当时我真不知道各校录取分数还不一样，考虑到北大、清华总掺和政治，否了。因为怕毕业后分外地，本来第一志愿想报北工大，可那年没有电视专业。我在电视机厂工作，还是报北邮的电视技术专业吧。

        招生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我在精调修理班工作。班里有一块小黑板，记录着每个人的日工作情况。我拿到通知书，回到班里，看到小黑板上我的名字下面，画着一只要飞的小鸟。那是我们副班长李致云画的，她是美专毕业，后来很有成就，电视里还有报道。